二十年後，《红高粱》能帶給我們什么？

《红高粱》，是這一切的開端，也是一個時代的經典。即使在今天，我們依然有重新認識整部經典作品的機會，而整部經典作品也依然以它堅強的姿態發生在我們面前。

而由姜文出演的“我奶奶”，是抬轎的小夥子裡瞎起鬨的一個，他黝黃的身軀與遍及黃沙黃土的地理位置連成一片，好似未受過開化通常。在他的率領下，小夥子們開始搖轎子，傳達為聽覺之上的，就是紅色在黃色裡上下左右顛簸，如一團火燃在這片荒原——傳統在原始的野性刺激下開始出現嬗變，也暗示了自己二人之後會出現的情慾關係。

在這場知名的野交戲裡，黃色被書寫成了偷情時無法忍耐的情愛。紅高粱的隨風飄舞替代了直接的男歡女愛的場面，卻更為變得刺目，更讓人深感非常大的刺激。或許這片黃色要從熒幕中以噴湧的姿態轉化成，心靈裡的情與愛、堅強與歡欣，在瞬間凝聚成了最簡單的衝動。

那么，張藝謀的翻拍則徹底簡化了劇情、純化了人物取向。

火紅的鮮血與火紅的日全食之光，形成了非常大的協同效應，黃色吞入了人間天地萬物，覆蓋住了整片熒幕，“我爹”和“我奶奶”滿身血紅地站在這片黃色裡。那一刻，黃色向死而生，寓意了一個少數民族在遭受血洗之後依然能迎來的“生之光”。

張藝謀從並非一個能被“定性”的編劇，他在編劇職業生涯的20數部影片囊括了各類題材類別，自小製作到大效率，從寫實到水墨，不斷探索著多樣化的機率，延伸著他們的創作彈性。

張藝謀的編劇創作之路，在不斷甚囂塵上的社會輿論和爭論聲音中已經經歷30年。

《红高粱》在最結尾，就確認下以紅居多調——由鞏俐出演的“我爺爺”，紅蓋頭下的兩張紅潤的面容淹在整片的紅花轎裡，身穿紅嫁衣、紅繡鞋，濃豔的紅如浸透了染缸。

後半段，影片講了“我爺爺”和“我奶奶”碰面相識的故事情節。即使一匹駱駝，九兒（“我奶奶”）的雙親要她娶一個擁有酒坊的50歲麻風病人。九兒搭乘花轎出嫁時，在途中被一位強盜攻擊。其中一位抬轎女子（“我爺爺”）擊退了強盜，九兒因此和他開始互相心生情愫。四天後，九兒返鄉探視雙親，“我爺爺”忽然從蕎麥地裡衝出來，搶走了九兒與她在野外交合。當九兒返回酒坊時，醒來的妻子死了，接管了酒坊。

他不但努力弱化了原本的抗日戰爭主線、提高了情慾聯絡線的篇幅（據傳最初的電影劇本甚至不拍抗日戰爭），更在電影劇本的創作上顯故事情節大背景的模糊不清化、人物性格的記號化和寓意化。那些簡化儘管讓歌劇在深意上難以與原著的文檔媲美，但也不失為一個深入圖像創作的選擇。反觀今時的《影》，張藝謀仍在採取這種的敘事邏輯——模糊不清、記號、寓意，進而以小博大。

很巧妙的是，在張藝謀處理《红高粱》故事情節的兩個轉捩點裡，黃色以相同的兩種意蘊發生。步入電影的前半段，黃色從傳統的變化、情慾的張揚，慢慢扭轉，變為少數民族的血痕與心靈的殘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