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燃烧》到《无声》：劉亞仁的弧光

由高知名度的劉亞仁執導，又是一個“歐巴&姐姐”的討喜設定，註定整部《无声》會比其它成名作吸引更多的目光。但是，在電影表面的親情陽光和荒誕下，女導演並沒有迴避一個殘暴的現實生活：長期處在社會邊緣的殘疾人，就算萌發出一點點向善的心，也很難被冰冷的社會原則所採納，更何況，他還有個“收屍人”的暗身分。

不能說話、營養不良邋遢、腦子看起來也不靈光的泰仁，註定在現實生活世界中處在社會底層，這從他和姐姐定居的破板房就可窺見，那個平日裡賣賣豬肉的青年“沒有未來”。而便是此種離群索居、沒有社會身分的邊緣人，才更有可能私底下去給幫派“幹髒活兒”，不須要獲得什么認同，對處理遺體此種事情也已經麻木，和殺雞宰鴨也沒啥差別。在法律條文層面，泰仁和養大他的小弟昌福是在自欺欺人，幫人“收屍”所以也是犯罪行為，更不用說因涉嫌綁票和軟禁未成年少女了；而在倫理層面，這三個殘疾人並沒有完全泯滅人性，還是有著普通人最基本的良善，自己會好心地給老爺爺送豬肉，也會盡心盡力照料男孩楚熙，甚至在埋屍的朝著、背誦古蘭經等細節上，彰顯出內心深處仍抱有贖罪的歉意，這也為後來的營救和送到埋下了伏筆。

在很多幫派類型片中，此種底層配角頭上，多有這類凶殘與怯懦的對立組合，特別是這些身分低賤的雜兵，點頭哈腰唯唯諾諾。幹了太多沾血的活兒，最後自己也死得蹊蹺，此種啞然失笑的荒謬感，原本就是他們“日常暴力行為”的命運。

11歲的楚熙就是這種被誘拐、被販賣的，也許是女導演出於他們的善意，劇中沒有發生這類男孩在被拐過程中可能將遭受的暴力行為和性侵威脅，惟一一次邂逅的“壞蜀黍”竟然還是“警員哥哥”。而泰仁和昌福，一個啞巴、一個瘸子，正即使絕非主動參予綁票，又即使“業務不嫻熟”而耽誤了下來，這才陰錯陽差地營造出了一段“臨時家庭”式的共處時光，其樂融融，溫馨悠閒，簡直可以更名為“收屍人的冬天”。

在《燃烧》裡的劉亞仁，就早已展示出了此種“覺醒”中的人物弧光了，而在整部《无声》裡，他有著更令人同情的遭受和行徑。對於楚熙，他只不過在內心深處已經有了依賴感（比如最後的抓手不放），但身為啞巴又無法表達，而且須要“送人-搶回”這場最高潮戲來釋放。

如果說從“不逃”到“逃”，是楚熙在真正深感恐懼後的自救的話，那她最後對同學說的那句話，就是對這幾日“田園渡假”生活的徹底捨棄。沒錯，這個傻乎乎的啞巴歐巴確實算不上“壞人”，那個髒兮兮的小妹妹也啊心疼，但這並無法發生改變他們被綁票的事實，當時的倚賴和順從，不過是人類文明在特殊環境下自發的“哥本哈根綜合症”而已，當有機會返回他們的世界時，那個住在破板屋裡的女人就簡化成了“誘拐犯”。假如再往人性深處猜想，楚熙的調皮和體貼，在非常大程度上也是一種“演出”，原以為哄過這啞巴兩天，就能等到贖金回來，可此種偽裝終究抵不過人販子的自私。

在相對封閉的環境裡，犯人和受害人的配角身分悄然變化，又即使有一個缺少照料的婆婆存有，早熟的楚熙從一心想逃掉的人質，漸漸變為了收拾屋子裡、照料小孩的“爸爸”。女導演對生活場景描寫得如此細膩，做飯等細節滿是溫馨，泰仁返回了一個乾淨、整潔的家裡，桌上還有美味的飯菜在等著他，人物從一種被動、木訥的狀態中漸漸釋放，儘管難以用語言表達，但表情中多了親情和歡快，動作也不再那么粗魯，腳踏車後座的綁繩自然也越來越鬆了。

配角宿命的難以預測，也成就了荒誕。這在昆丁·塔倫蒂諾、北野武等名導的經典作品中經常發生，女導演洪義正用起來也是遊刃有餘。別看大哥昌福在小弟面前一副“社會人”的派頭，真要去幹殺人放火肯定沒用，綁票勒索也搞不清楚程序，取個贖金都心驚膽戰，最後活活把他們嚇死……

在日本年輕一代的女演員中，劉亞仁是出類拔萃的。他能夠對配角的眼神和動作做到精確控制，略顯呆滯的目光，微張的厚嘴脣，流露出特殊狀態下的心理活動。《无声》裡的啞巴青年，似乎比兩個月前《活着》裡的宅男更挑戰唱功，縱然遜於在李滄東的《燃烧》裡那么具備喻示性，也同樣擁有社會分析價值。

出演楚熙的小演員也頗有靈氣，對於那個出身於重男輕女家庭的男孩設定抓得很到位，平日裡如猴子般調皮懂事，啥都看在眼裡，不想說的不說，曉得他們身小體弱，暴力行為抵抗無效，反倒會傷勢，還比不上幫著打理日常生計，積累感情上的信任，關鍵時刻就可以化作敬佩歐巴的力量。啞巴追車那場戲處理得很利落，搞笑的動作編排算是日本類型片的保留歌曲，編劇不只是在調度和節拍上把控高超，更在故事情節經濟發展上賦予了重要的促進作用——跳出之後營造出的親情化、唯美化的“收屍人的冬天”假象，把觀眾們和配角都拉返回現實生活中，而更關鍵的是，楚熙的表情變了。

電影對於幫派的立場也是揶揄式的，前兩天還威風凜凜的室長，再登場時他們就被掛在了那兒，這也算是日本同類商業片的傳統；但是對於當地犯罪行為組織的“常態化”，卻有一種更讓人“毛骨悚然”的冰冷感——誘拐未成年人在那個國家已是條成熟的供應鏈，這些外貌平凡、和藹可親的大叔大爺，只不過都是高超的拐匪和人販，假如從雙親那裡拿不到贖金就會把小孩買下。誰會想到街上開過的兩輛普普通通的小學校車，塞滿的是被灌下迷魂藥的遇難小孩，留下的是多少個破碎家庭的噩夢。

◎董銘

必須說，編劇設計這種一個冰冷的結局，是有其嚴肅象徵意義的，對於綁票、拐賣兒童此種惡劣的有組織犯罪行為，採用了太多的荒誕表現手法，反倒會沖淡題材的社會警示性，最後有必要拉返回現實生活層面。對於劉亞仁出演的泰仁而言，儘管他最後有“脫下黑西裝”這種一個顯著具備“脫胎換骨”寓意的動作，預示著他在社會層面的成長，渴求真正的自我救贖，但這並不算是封閉式的結局。即便，醒來後的女警肯定能守株待兔，而楚熙追上他的手，講出那句絕情如果，才是對他最殘暴的懲處。